[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

来源:http://www.temizlikoyunlari.com 作者:历史 人气:52 发布时间:2019-06-22
摘要:底层(1)如其称呼,无论何时都处于社会最下层。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理论上讲,底层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趣味,就是说底层应该有与自己

底层(1)如其称呼,无论何时都处于社会最下层。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理论上讲,底层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趣味,就是说底层应该有与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相符合的、真正属于本阶层的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因为一个阶层既然客观存在,肯定有他们的一套标准。这儿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因为它是受压迫最集中的阶层,是各方面的条件最恶劣的、几乎不从社会受益的纯奉献者阶层。就是说,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如果再让这个不正常的阶层有自己的各种生存标准,那不是与整个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合谋了吗?结果不是与宗教一样,让人民安于苦难的生活,安于本阶层的道德,且不能受其他阶层的诱惑,从而最终安于一种神性的命运吗?或许,如果单纯地强调底层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会造成另一种更严重的压迫。从文明的角度和人类的社会分工来讲,底层一词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组成底层人物的阶层却是要永远存在的。底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人和农民的存在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他们的工作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数目众多的人来做,而且,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应该没有贵贱之分。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者阶层,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他们自然要有不同的趣味和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观念,在人生的各重大方面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整套东西。问题的严重性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在号称民主和自由的时代,却有一个数目庞大的阶层以底层的面目出现,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从当代文学来看底层的问题,小说确实体现了不少与其他文字媒体不同的东西。比如,小说的发展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底层命运变化的轨迹。这是其他的文类都没做到的。还有,小说反映底层更自由更全面一些。比如莫言在小说《我们的七叔》中描写一个公开宣布自己买官、且要将本钱赚回来的乡长,如果是在报纸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在被当成廉政功绩才会在新闻媒体上出现。而小说将这种祸害百姓的官员以述而不作的方式描写出来,就有了极强的讽刺意味。也许因为小说的影响力远不如报纸,这就在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尽管如此,小说并未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在反映底层的真实状态方面,小说似乎做得好一些,但好多小说的真实性还不如一个经济学上的统计数字来得有力,而且作家的主观性常常削弱着反映事实的真实性,这种主观也扭曲着作品对底层真实形象的反映。再者,小说反映的东西应该较为复杂全面,人们有可能从中寻找到不同的资源。但是那么多小说,在表现了底层受压迫的现实和自身的阴暗之后,我们仍然只看到了一个他者他化(2)的底层,听不到底层自己的声音。如上所论,就人类生活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来说,底层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说,小说对底层的表述也并不成功,底层多多少少仍是被遮蔽的对象;作家或是零度叙述,或是在提出的方案中否定了底层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他们又或多或少对底层的被现代化思潮同化了的认识表示了认同。底层没有自己的趣味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是作家意识到的,他们在描述的现实中包含了这个东西,但他们却毫无意识,反而得出了不相干的结论,比如李佩甫等作家把底层的不幸与不争归于贫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少数作家有了一点要表现劳动者趣味的意思,也往往被一种更有力的非底层的思想压制下去。这是最好的作家也常犯的毛病,比如张炜的审美观念完全是文人化的。这可能要归于目前中国学术界缺乏关于底层的理论,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底层研究成果,以求找到其他的资源。

“底层文学”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等,孙立平教授指出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破裂,改革的动力机制已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乃至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所扭曲。因而要重建“改革”的共识,需要凝聚普通人的认同与支持,从“三农问题”的提出,到“郎咸平旋风”刮起,都在提醒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改革:是要依靠少数“精英”还是要依靠大多数底层民众,是要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还是要贴近中国现实,是要走一条依附性的道路,还是要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体现在现实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中,而这则为“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刘继明早先以写作“文化关怀小说”着称,其小说带有鲜明的先锋性与探索性,然而伴随着《我们如何叙述底层?》等理论思考,他的小说也开始转向现实社会,对底层的深切关怀不仅改变了他的小说风格,也使他的思考更加开阔、深远。刘继明的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有《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短篇二题·茶鸡蛋》等。

批评“底层文学”的三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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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底层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讨论:

“底层文学”的兴起,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这一变化催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纯文学”论争等思想界、文学界的辩论有关。这一写作倾向的兴起,因其与最初的“左翼文学”的追求又颇多相似之处,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的传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底层文学”能健康、长远地发展提供借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文学”也将行之不远。

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架空道德审判”的思维方式下,回避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似乎文学就不应该关心道德,越不道德,“文学性”就会越高,甚至道德也成了题材的禁区,这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从一种解放性的思想变成了一种压抑的机制。

过于强烈的“精英意识”,很多作家虽然描写底层及其苦难,但却是站在一种高高的位置来表现的,他们将“底层”描述为愚昧、落后的,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底层蕴涵的力量,也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和他们平等的位置;

关于文学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在我们的文艺上曾有过两个极端,一个是以“党性”与“阶级性”来代替“人性”,这在一段时间曾占据文艺界的主潮,使我们的文学只描写人的政治生活,从而忽略了更为丰富宽广的生活世界,当然历史地看,这相对于只笼统地描写人性是一种进步,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人人都只有阶级性的一面,都成了阶级的符号,这是文学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原因,正如鲁迅所说的,阶级性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人“都带”而并非“只有”阶级性;另一个则是1980年代以来,我们过于强调人性,否定了人的阶级性,这使我们的文学忽略了人的社会或政治方面,进而从“人性美”到“人性恶”,只描写人作为生物的“性”的一面,在这里,欲望代替阶级成为解释历史的唯一动力,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现在我们文学的弊端大抵在此。

但在“底层文学”中,也并非不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因而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有:

何谓“底层文学”?

365bet在线手机版,曹征路的小说,擅长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一般人习焉不察的权力关系,并对被压迫者有着深切的同情,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动人的感染力,在他最优秀的小说《那儿》、《霓虹》中,他还能捕捉到小说人物中朴素的阶级意识,并以之作为反抗不合理现实秩序的思想利器,这使他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悲壮,有别于那些一味渲染苦难的作家。不过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也存在情节冗长、语言粗糙等现象。

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吸取“左翼文学”的教训,但对其“经验”研究得不够,其实“左翼文学”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比如民族形式的追求、“大众化”的追求、直面现实的精神,等等,这在我们关注“底层”时仍是值得借鉴的。真正的问题乃在于我们能否不以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左翼文学”,在关注底层时借鉴其经验,力避其教训,否则很有可能走进一个新的轮回,而这是对现在的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

这篇小说涉及了三重矛盾:一个是阶级矛盾,贫富之间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最终酿成了血案;另一个是城乡矛盾,城市里的科考队员与农民们处于不同的位置,所思所想有很大的差异;最后一个是“启蒙主义”的失败,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互不理解的隔膜。正是这三重矛盾的交错,使小说悲剧性的刻画有着震撼人心的力度,而阶级矛盾的重提,在今天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道德生活能否作为文学的题材,能否成为文学表现和思考的对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应该是可以的,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表现呢?

“民族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这不仅是形式的问题,而是内容的形式、内在的形式,是跟内容紧紧联系起来的。所以真正的“民族形式”,应该可以表现我们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心理结构、民族的灵魂。如何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是中国作家应该努力的方向。如果说1980年代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只不过是简单地以一种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英阶级的既定美学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学,那么在今天的底层文学中,则蕴含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可能性,这种美学原则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是人民大众的,而不是精英的,是容纳了各种创作方法而不只是现代主义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活力,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在反思。底层文学好的一方面就是,它能够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的思想界的讨论之中。从思想方面来说,从1998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以来,在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占中国大多数的底层,有的人认为这些人是社会发展中的包袱,可以把它甩掉,或者是可以被牺牲、被忽略,或者被遗弃的。但是另外一种态度完全不同,认为底层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只有中国这个主体发展起来,整个的中国才能发展起来。底层文学也是在这种层面上参与了讨论,它对底层的主体性的寻找,对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强调,包括对他们现实生活中苦难生活的描写,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仅从文学界来说,底层文学也是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潮。从1980年代开始“纯文学”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新世纪以来,它已经受到了很多人的反思,希望文学能够重新建立跟现实、跟底层社会的关系。所以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兴起,与整个文学界对“纯文学“的反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文学研究界这种反思也还在继续,在创作界“底层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用自己的作品来对以前思潮的一种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些批评家提倡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大体可视为两个方向,一是“主旋律文学”,这些作品大体是粉饰现实的,它们以各种艺术手段来论证现实的合理性,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二是“纯文学”的探索,这些作品则局限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形式实验与想象空间的开拓。这两方面的文学创作,都无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现实,所以既为读者所疏远,也无法为变化中的中国提供写照。

《放声歌唱》在写农民进城打工的艰苦境况的同时,也写了“跳丧鼓”这一民间歌舞的衰落,这表现了农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失去了主体性,对这一现状的揭示,使小说有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发现。

“道德”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与中国文学一直有泛道德化的倾向有关。1980年代以来,“纯文学”思潮对泛道德化有所纠正,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米兰·昆德拉关于“道德审判的无限期延宕”的观点,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说: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底层文学”是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我们以前对先锋文学都有一种概念化的看法,认为形式上的探索,用跟别人不一样的写法来写就叫先锋文学。但这样先锋文学仅限于形式跟内心情绪的探索,而底层文学就是把先锋文学没有触及到的,在内容上的探索,将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探索结合起来,所以它也具有“先锋性”,它是跟整个中国现实的变化,跟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思想资源匮乏,很多作品只是基于简单的人道主义同情,这虽然可贵,但是并不够,如果仅限于此,既使作品表现的范围过于狭隘,也削弱了可能的思想深度;

《那儿》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领导与入主的企业有矛盾,不断上访;他是工会主席,是“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与普通工人有隔阂,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他的家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劝阻他去反抗,这是他与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的冲突。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他最终身心交瘁,只能选择了自杀。

在“底层文学”发展的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比如“现实主义”、“民族形式”、“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

在《驶向北斗东路》中,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了十万元钱,他既想归还失主,又想据为己有,在内心的矛盾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小说通过一幕幕富于戏剧色彩的转折,写出了我们社会当前的道德状况。

“左翼文学”的最大教训,则在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宣传、控制的工具,并在逐渐“一体化”的过程中,不仅排斥了其他形态的文学形式,而且在左翼文学内部不断纯粹化的过程中,走向了最终的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文学”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追求,不再批判不公正的社会,也不再反抗阶级压迫,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如今,对“底层文学”来说,如何对“新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距离,如何在持续的发展中保持自身的批判性与倾向性,乃是最值得关注的。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

在“文革”结束之前,“左翼文学”的一体化笼罩了所有的文学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其进行较为客观的总结,而在1980年代,“听到或见到的都是对“左翼文学”的声讨和否定,尤其是延安时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被不少理论家判定为是一种文学的倒退,被整个儿扒拉到其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极左政治垃圾堆里去了。包括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也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当然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的“觉醒”以及对文学的主体性询唤有关。”

“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

在这些作家之外,有一些作家也创作了一些以底层生活为描述对象的作品,使底层文学更加丰富多彩,如刘庆邦的《神木》、《卧底》,贾平凹的《高兴》,迟子建的《牛虻子的春天》、《起舞》,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魏微的《李生记》、马秋芬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周昌义的《江湖往事》,李锐的《太平风物》,楚荷的《苦楝树》与《工厂工会》,孙慧芬的“歇马山庄”系列等,而一些青年作家,如张楚、葛亮、鲁敏、陈集益、鬼金、海飞、李铁等人,也以不同的角度与艺术方式关注“底层”,显示出了这一思潮的生命力及其艺术光谱的广泛性。

作品的预期读者仍是知识分子、批评家或市场,而不能为“底层”民众所真正阅读与欣赏,不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从左翼思想的脉络中来看,“底层”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左翼思想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但也预示了新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等概念已经无法唤起更多人的认同,无法凝聚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资源中加以整合。《帝国》中提到了“mutiletid”的概念,以之代替“人民”,作为未来革命的主体,也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底层”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在任何社会、任何理论资源中,都可以找到“底层”,它一方面可以整合各种资源,另一方面比较含混、模糊,不像“阶级”的概念那样鲜明、界限清晰,但这也似乎正表明了当前社会暧昧不明的状态。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现实主义”中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因素时,并非为点缀而融入,也并非为融入而融入,而是在面对现实时不得不然的选择,融入的过程应该是深化思考的过程,也是面对现实的过程。这一“融入”应该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认识,而不是相反。陈晓明敏锐地指出,在一些描写苦难、描写底层的作品中存在“美学脱身术”的问题,即它们不是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而是以其“审美”遮蔽、掩盖、颠覆了现实与对现实的叙述,以想象性的解决弱化了问题的尖锐,——这样的创作方式是不足取的。面对现实,这样的写作应该更敏锐,更深刻,更有力,旷新年指出“底层文学要用鞭子狠抽”,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这个小说不但是2004年《当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在《淋湿的翅膀》中,我们看到的是围绕艾叶展开的乡村故事,她与马新、杜智两个“男友”的关系,她与妈妈赵美红的关系,她与女友小如的故事,以及村长莫四、独眼婆的故事等,这些人物组成了艾叶的生活世界,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各自的故事也是独立的,但又通过艾叶扭结在一起,小说正是在这样网状的社会关系中描述了艾叶的“存在”,刻画出了这个农村少女的内心世界,也通过艾叶折射出了不同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从整体上勾勒出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胡学文的小说世界中,底层并非是简单的,而呈现出了纷纭复杂的状况,这里有自身的内在的逻辑,或者为别人所无法体会的微妙之处,这自成一个“小世界”,对这些逻辑与细节的捕捉,体现出了胡学文独到的观察与思考。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小人物”,但具有一种执拗、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为了一个目标虽九死而不悔的气质,这些处于“底层”的平民百姓,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上都处于贫瘠的状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他们才活出了尊严。

如果新的现实主义不能面对这些问题,而依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的观念上,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那么则不但不能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也不能真正面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正是在这些方面,“纯文学”的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与积累,如果“底层文学”不能借鉴这一方面的遗产,则只能在低水平上简单地重复。

*一、作家是否以个人僵化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他人,是否因此伤害了作品艺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样的创作方式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在《变脸》中,陈太学是一个小包工头,面对城市里更大的“头儿”,他献媚、送礼,而面对同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兄弟,他却克扣工资、拖账赖账,小说并没有对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画出了他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心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写照,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

《霓虹》可视为《那儿》的姊妹篇,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妓女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以及在无望的挣扎中所蕴育的力量。《豆选事件》则将笔触伸到了当代农村的政治生活,在对一场选举的描述中揭示了各方力量的角逐,展示了艰难中新生的希望。《问苍茫》以深圳的一个村子和一个台资企业为重点,以数次劳资纠纷与罢工为线索展开叙述。小说涉及到了多个阶层、多种人物、多重事件,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与人际关系中,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复杂感受,揭示出社会问题与底层劳工的生存困境,以及他对当前中国出路的思考。

王祥夫的小说《堵车》、《孕妇》等,写出了底层人生活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而《上边》、《五张犁》则对底层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刻而细腻的探索与表现。王祥夫最近的小说中,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的精神状况,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对道德的脆弱性的关注。

在五四之前,黑幕小说、武侠小说、官场小说、青楼小说、鸳鸯蝴蝶派等等占据了文坛,而今天的文坛上最多的也是这一类小说。在五四时,鲁迅、茅盾都对这些通俗作品给予极力的批评,这些通俗文学起到的是一种类似于鸦片烟的效果,有故事,有通俗化的模式,让人在阅读的快感之中逐渐失去了对个人与时代的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但是新文学不一样,像鲁迅、茅盾,是把现实的东西写出来让人看,不是为了让读者舒服,而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文学,让人认识之后产生精神上的作用,像鲁迅所说的,“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秩序。“新文学”与“新文化”应该是让人们面对现实、改变现实,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现实。所以“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就是坚持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方向。

在今天的中国,创作题材是自由的,每一个作家都有选择题材的自主性,说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写出好作品也没有错,但在这里,我觉得将作家的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割裂开来了,同时也将艺术与道德对立起来了,如果能统一起来岂不更好,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这样的作家一样。如果不能统一,坚持艺术性的作家是值得尊敬的,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同样有道德感的作家也是值得尊敬的,比如斯坦贝克、福克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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