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bet在线手机版[唐小兵]底层、知识分子与民粹主

来源:http://www.temizlikoyunlari.com 作者:历史 人气:120 发布时间:2019-06-22
摘要: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导致整个社会被一种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思路笼罩,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配套机制迟迟未能跟进,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医疗

  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导致整个社会被一种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思路笼罩,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配套机制迟迟未能跟进,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改革的不得人心更是遭遇了普遍的责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大陆一个庞大的人群迅速地边缘化和贫困化,他们在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基本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这个群体最终被政府工作报告认定为弱势群体。正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学院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各种方式介入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思考,底层话语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一个敏感的神经末梢,牵引着诸多知识分子的参与和争论。这种争论与其说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底层的命运,还不如说主要是折射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与集体焦虑。

  在二十世纪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与实践过程里,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的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中国的民粹主义有着两个重要来源,一是二十世纪初期从俄罗斯引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相信民间代表一个纯真的有道德感的底层社会,可以从中取得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的绝圣去智的反智论传统,简言之就是对知识、文化等价值系统鄙视、否定,扩展到对代表此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全盘否定的历史潜流。

  一、底层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民粹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自然覆盖到中国社会诸多阶层。让人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民粹化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曾经在三个历史时期有着强劲的历史表达。五四时期,在林毓生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浪潮里,主流知识分子在高喊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引进西学,他们在全面攻击传统的精英文化的同时,将寻找民族文化自新的眼光也转向了民间和底层。鲁迅、周作人等搜集、编辑地方歌谣、顾颉刚等寻访民俗文化遗存,更有当时很多大学生组织团体深入民间,寻求民间知识、信仰与智慧,形成了强大的到民间去的思潮。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强调无产阶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从当时百花齐放的各种社会思潮里脱颖而出,成为后来主导中国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关键时期。19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受共产党政治文化影响的左翼作家,在《申报》等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号召到民间去,到底层去,与普罗大众相结合,呼吁改造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文,攻击它太过于精英,应该直接用民众口语作为书面语言的来源,创作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同时,他们批评学者、文人、知识分子等所谓高等华人是一个道德腐败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认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底层才代表着真正的良知与智慧。反右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知识分子纷纷接受洗脑,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全盘否定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文化思想,在公共场合检讨脱离了人民,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忙和帮闲,中国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道德和最有实际能力的群体,知识分子都成了被讽刺为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应该到五七干校、牛棚、夹边沟等地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从产生之后,迅速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关联,在革命时期诚然吸引过很多知识分子投奔革命,推动中国革命的开展,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被政治文化操控的意识形态,改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原罪概念,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良心压迫机制,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识与文化尊严感,从而纳入整齐划一的革命机器里去做一颗驯服的螺丝钉,如此从整个体制敌视知识分子和相信民众智慧付出的代价就是大跃进的闹剧以及紧接的大饥荒惨剧,以及十年文革的历史悲剧。

  2004年春天,上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刘旭在著名的《天涯》杂志发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底层开始进入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并发酵成为一个刺激知识分子道德神经的敏感问题。该文的叙述显示作者主要是受到印度的底层研究的启迪,来横向移植地思考当代中国的底层问题,据该文作者声称,底层作为一个概念,是源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刘旭在下述这段话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底层的观点: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现在要做的只是去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1这无疑是一段关于底层的激进论述,作者否定了20世纪以来所有的有关的底层的论述与记录(包括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对底层的书写),在一种道德义愤的激荡下,作者认为没有话语权的底层被表述得再充分,也仍然是被他者化,每一种表述都是表述者搀杂着个人私心和偏见的意识形态表述。在这样极端反智主义思维的导引下,作者甚至将论述推到了一个极点,认为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换言之,作者是彻底地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底层的主体性只能在有了表述能力才能凸显,否则底层就根本不存在。这个论述的逻辑结论似乎就变成了:当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底层,因为他们没有表述自己的能力。这显然是在一种道德乌托邦冲动下通过话语演绎,推展出的一个有点荒诞和滑稽的结论。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相对温和的结论下,对于通过原生态的民间访谈,而得以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底层话语,作者认为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这或许仍然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分析这种变形之下的东西,剔除了变形之后,或许剩下的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但是,我们又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真正的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2通过这样一种辨证的批判性思考,知识分子唯一的结果就是陷在肉身的瘫软之中,底层不能被他者化表述,底层也不能表述自身(因为底层已经被上层污染),最后唯一的逻辑结论只能是悲观地接受底层的现状,底层继续保持着失语的状态。但知识分子却已经完成了其精神使命!

  今日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民粹主义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典型的是这些年新左派学者的部分文字里汹涌澎湃的民粹主义,其极致表达就是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收编了,尤其对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抵触与憎恶心态。萧功秦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个群体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与底层人民站在了一起,代表了底层人民的利益与需求。其次,在《天涯》、《上海文学》等报刊上持续几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关于底层与底层文学的讨论也折射了这一问题。论战一方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个纯真的原生态的充满多样性的失语的底层,它根本无法被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代言,任何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言说都是一种歪曲与利用,另一方认为口口声声地似乎在严肃思考如何让底层浮出水面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在道貌岸然地抢注底层代言人这个道德商标,从而在繁复而精致的话语游戏(这种游戏根本不为人民所愿意理解!)里完成为底层代言而拔高自身的道德形象。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进而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再次,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民粹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继续攻城略地,甚至这股野火也已经烧到了一向被归置在自由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身上。旅美学者薛涌在最近发表于《南方周末》上的长文《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同时发表于广州《随笔》2008年第1期)里,公开声称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鲁迅《阿Q正传》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在薛涌看来代表了知识精英冷血的的现代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底层的妖魔化论述。他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路不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而在于向保存着中国文化最质朴精神的小共同体里的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在这篇文章里,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已经几近水火不容,底层所寄身的共同体被寄托了实现宪政的希望。最后,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意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学者许纪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以及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雅阁女事件等文字、视频都在网络上遭受了强烈的反弹。知识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被想象成道德复兴与伦理实践的历史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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